此时此刻，武汉是全球大都市中引人瞩目同时异常安静的一个。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当地1月23日采取了“封城”措施，但仍有9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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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在省内征集医疗废物运输车辆。总部位于襄阳的湖北中油优艺环保公司响应号召，派出车队去了武汉。这样的支援此前罕有，因为医疗废物处理不跨境是行业原则之一。
这支车队的目的地是锅顶山医废垃圾焚烧厂。“焚烧是我们行业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公司负责人尹忠武解释。
在医院，等待运输的医疗废物放置在“医疗废物暂停间”，装在明黄色的垃圾袋里。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应不超过48小时。这个标准早已不适用于如今的武汉，接诊忙碌一点的医院，暂停间不到半天即“爆仓”。车队只能“即满即送”，5辆车一天跑上数趟，最晚一班常至夜深才返回。
尹忠武入行10年，在他记忆里，这个行业因为2003年的“非典”疫情大获发展，至今已非常成熟。他与医院长期处在合作对抗的关系之中。他会根据床位计算，帮助医院发现是否少收集了垃圾；也曾在收费时与医院反复博弈。
新的疫情打破了惯性。熟悉的医院会在半夜打电话让他派车拉走实在放不下的垃圾。他们和医院成了战友，每天一睁眼就要对抗新增病例及其产生的医疗垃圾。对收费和成本的考量似乎成了“上辈子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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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在家里，日历一天天翻页，武汉人的头发也一天天变长。但20多天来，理发师朱神望只为从外地赶到武汉支援的医生和护士们提供过服务。
2月5日，一家酒店老板辗转找到他，希望他能上门，给住在酒店的外省医务工作者剪发。头发是容易沾染病毒的身体部位，医护人员必须剪短头发才能戴上严实的防护头套。
朱神望带着自己的工具箱，里面有推子、剪刀和电吹风。推子刚碰到头皮，一位护士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年前刚花1000多（元）烫的”。
春节前本是生意最好的几天，他还记得1月19日那天，等候的客人坐满了店里的沙发。虽然几乎每个顾客的话题都离不开“那个病”，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布会人传人，大家都“普遍乐观”。1月22日，这个理发店开始频繁接到取消预约的电话，店长也决定歇业，让员工回家等通知。
前几天，朱神望收到了客户的一条信息：“等到我刘海长到下巴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剪上头。”
“再见面时，我可能已经认不出你。”朱神望回复，附上了一个“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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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与武汉人见面最多的人，是骑手们。他们身着不同颜色的外套，像是武汉的红细胞，把养分输送到这座城市的角落。
骑手胡宾平时戴4层口罩，每天接十三四单，大多是跑腿单，帮人去超市购物。
有一次，客户在订单上备注说，自己一直联系不上在武汉的朋友，胡宾不需要去取件，“直接去收件的地方帮我敲下门，我真的很担心他。”
他还接到过一个来自北京的订单，因为武汉封城，客户回不了武汉，帮老家两位出行不便的老人购物。电话里，客户反复嘱咐“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另外一次，他应一位女士的要求，帮同城的爸妈购买了燃气。封城后，这家人难以碰面，而老人不懂网上缴费。
他经手的最“大”一单是1300多元，重量是200多斤。箱子里塞满了40个鸡蛋、20斤猪肉，还有米面、粮油、水果和几大箱矿泉水，三大袋蔬菜只能放到踏板上，“压得车子都走不动”。为了保持平衡，他只能弯腰趴在电动车上前行。
“本来不想接，但担心这家是不是已经没什么物资了，就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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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武汉大部分农贸市场休市，超市成为市民购买蔬菜的主要渠道。
“居民面对未知，不恐慌是假的。”武汉封城那日，中百仓储水果湖店经理王玲记得，短短一小时内就涌来大量客流，超市闭店时间推迟了一个半小时。白菜、南瓜、萝卜、红薯等便于储存的蔬菜最为抢手。
这些天，有人到店里买菜时穿着防护服。王玲所在的超市，没有“恭喜发财”之类的背景音乐，很少有人在货架前聊天。“人人手里拿一个清单，按单子找货品，没有就找替代品，一买菜就是一车。”顾客行色匆匆，尽量减少逗留时间。
王玲店内的300名员工，因为交通、家庭等原因，只能到岗80人。公共交通停运，有人骑车2小时，有人走路2小时上班。一个员工，上班前跟家人谈判了一个小时才得以出门。周边小饭店都关门了，大家自己带饭或用方便面解决午饭。“现在能出来的都是英雄啊。”王玲说，“熟识的老顾客也叮嘱我们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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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非常时期，武汉一家120急救站的担架工钱运法，比平时对世间冷暖有更多认识。
武汉封城之后，68岁的钱运法每天大约接送十八九人去医院。有的时候，他们到了地点，病人已经“不行了”，只能再找殡仪馆派车。有的家属急得一见到他们就下跪，恳求尽快把人送到医院。但是医院没有床位时，他们又不得不把人再送回家。
钱运法打这份工，是个体力活儿，月收入1950元。疫情暴发后，他没回湖北孝感农村老家，和多数同事一起留在了武汉。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对“新型冠状病毒”所知甚少。他说：“我们聊起这事，都知道这个病它传染……抬担架这事儿，我不干，别人也要干，总要有人干。”他还说，那么多病人需要抢救，自己要是走了“那不像话”。这些天，他所在的急救站，收到外地好心人送来的不少面包和零食，让他更加觉得要坚持下去。“我这么大年纪了，在非常时期为了国家也干不出临阵脱逃那事。”
疫情暴发后，武汉近2万名民警和3万多名辅警全员无休。最多的一天，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警务站接到3起有关家人死亡的警情。“我从警30多年，从没这么频繁地见过这么多的生离死别。”站长刘俊说，“我的心情是撕裂的。一方面我要面对这种悲痛，一方面我又要拼命工作。”
有一次，一个确诊患者威胁要扯下医生的口罩，警察们穿戴好防护服、护目镜、防爆头盔，拉下玻璃面罩，挡在患者和医生之间调解，直到那位激动的患者情绪慢慢平复。
“我理解他，无助的人是很容易疯狂的。”刘俊说，他还接到过一次报警，是一位老人在社区吵闹，她丈夫在医院住院，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负担不起医药费。
“她一个8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棍，我能怪她吗？”刘俊说，“后来我牵着她的手，我就感觉她握得非常紧，她需要依靠，需要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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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开始，国家电网湖北电力调控中心调度员鲁鸿毅和同事就住进了单位附近的酒店，开始了封闭生活。他描述调控岗位的特殊性，“就像开车不能没有司机一样”。
也是从春节开始，武汉的自来水厂工人黄凯接到电话要去加班。看到傍晚的武汉街头，路边渐次停满机动车，没有一个行人，“我才觉得有点怕，这种画面只在美剧里见过”。
前两天，黄凯下了夜班，想到好几天没有母亲和孩子的消息，就骑着电瓶车回去探望。站在楼下，他只是隔着窗户跟孩子说了几句话。
“别说我是一线员工，真正的一线是那些医生和护士。”黄凯说，“但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再怎么样，水不能停，我们还要生活，人生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