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哥伦比亚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你为什么要写作？他当时的回答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虽然后来他对写作的原因做了更具体的补充，但这个貌似脱口而出的回答，想必也符合一些创作者的心境。比如我，一直都渴望以写作的方式交朋友。
我出生在广西西北部一个名叫谷里的乡村，地处云贵高原边陲。那里山青青，雾茫茫，远远看去一浪又一浪的山形，在云雾里仿如大海的波浪。美极了。但是，在成长的少年时期，我的山村四面环山、信息不畅。宽远的高山和连绵的森林让我感到渺小和孤独。偶尔飘过行人的歌声，那就是文明的符号，像雨点打湿我的心灵。我常常站在山上瞭望，幻想自己的目光穿越山梁、森林，河流、云层和天空，到达北京。
11岁那年，我和一位少年朋友为到乡政府看场电影，竟然瞒着父母，在没吃晚饭的情况下来回走了12公里的山路。山高路远和饥饿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看完电影后出来，我们才发现头上没有星光。回家的小路已被漆黑淹没，路两旁茅草深处不时传来野兽行走的声响，并伴随夜鸟吓人的怪叫。11岁，我竟敢冒着有可能被野兽伤害，有可能脚底打滑摔下山坡的危险，去享受一场精神盛宴。这是什么精神？热爱艺术的精神。就像中国作家阿城在《棋王》里塑造的王一生，他插队到了农村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游走，目的是找人下棋；也像《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试图从满是沼泽的马孔多开出一条与外界连接的道路；也像小说中那个一心想要复仇的鬼魂，当他千辛万苦找到仇人之后，竟然是想跟他说一句话。所以，那个晚上，与其说我是去看一场电影，不如说我是想下棋，想开辟一条道路，想跟外面的世界说话。
沟通，一直是个难题，从我的母亲开始。1990年，我把母亲带到我工作的城市一起生活。常常有远方的朋友打电话到我家，他们基本上都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会提起话筒。她不识字，更听不懂普通话，经常是答非所问。有时她坐在我的身旁看电视，一个故事会被我们母子俩看出两个故事。因为她听不懂，所以只能靠猜，也可以说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在根据她的思维虚构。
电视里的故事和我母亲的关系，就像我在《没有语言的生活》里写的那样。可以用书中的一个细节来体现：盲人王老炳叫他失聪的儿子王家宽去买一块肥皂，但王家宽却买回来一张毛巾，原因是肥皂和毛巾都是长方形的，都可以放到身上搓洗。起先我常常对母亲的错误理解进行纠正，但久而久之，我以繁忙为理由，一任她的理解错下去。于是她便生活在想象之中，自得其乐，自以为是。这就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而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这样。只要不沟通，难免会产生误解，甚至于漠不关心。
1719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首次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那个名叫鲁滨逊·克鲁索的主人公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只身漂流到荒岛，开始了长达28年的孤独生活。一次，他看见一艘船在不远处触礁，“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求伴求友的强烈欲望，有时竟会脱口而出地大声疾呼：‘啊！哪怕有一两个人，就是只有一个人能从船上逃出性命也好啊！那样他能到我这儿来，与我做伴，能有人说说话也好啊！’我多年来过着孤寂的生活，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与人交往，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我多么渴望能有个人逃出性命啊！‘啊，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好啊！’这句话我至少重复了上千次。我的这种愿望是多么急切，因此，每当我嘀咕这句话时，不禁会咬紧牙关，半天也张不开来；同时会紧握双拳，如果手里有什么脆软的东西，一定会被捏得粉碎。”
只身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但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他的最大渴望却是有人说说话。《鲁滨逊漂流记》是从亚历山大·赛尔柯克的真实故事获得的创作灵感。据当时英国媒体报道：1704年，赛尔柯克被船长遗弃在智利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4年多的独自生活后，当他被航海家发现获救时，他竟然忘记了他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野人。也就是说，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
交流是人类本能的渴望，相信世界各国的作家和我一样，也有交流的渴望，也有被人阅读的渴望。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谜语》一文中说：“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就是为了被人读才写作的。”
在我的家乡，山歌里有一句唱词：什么无脚走天涯？过去的答案是“大船”。但现在，我的答案是“语言”。语言无脚走天涯。许多外国作家没有来过中国，可他们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了。有些中国作家没有去过某个国家，但他们的作品被翻译到那个国家去了。作家以语言为生，靠交流维持信心。一旦沟通失效，写作也就失效。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发出如下感慨：“假如人际沟通能力也是同糖和咖啡一样的商品的话，我愿意付比太阳底下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购买这种能力。”
请回到我的小说，回到那一家三口的生活中去。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得出个结论，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成不了的沟通。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这是我写作的最大愿望。